1. 关于努涅斯与伊萨克的选择：
在2017年时，尤尔根·克洛普（Jürgen Klopp）为利物浦俱乐部带来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因此，俱乐部在引援决策上给予主教练更多话语权的做法，是十分合理的。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们团队如何用数据说服尤尔根，认为穆罕默德·萨拉赫（Mohamed Salah）比朱利·布兰特（Julian Brandt）更值得签下。而到了2022年，克洛普最终选择了签下达尔文·努涅斯，而非亚历山大·伊萨克（Alexander Isak），这也是当时媒体热议的一个话题。当时，努涅斯的转会费约为7000万英镑，再加上浮动条款，而伊萨克则以约6000万英镑的转会费从皇家社会加盟纽卡斯尔。
以欧洲年轻顶尖中锋的标准来看，努涅斯与伊萨克都位居前列，尤其是努涅斯的进攻表现非常突出。虽然哈兰德（Erling Haaland）也在那个时期即将加盟曼城，并且超出了我们的预算，但克洛普更倾向于选择努涅斯。如果非要说克洛普选择失误，我也只能说这样的话有些小气，因为无论如何，克洛普过去的决策和我们的数据分析都能证明他的引援眼光是值得信赖的，而努涅斯至今仍是欧洲最出色的年轻前锋之一。
2. 关于科纳特的无球数据：
中后卫在数据分析中一直是最具挑战性的角色之一，因为他们在比赛中的控球机会非常有限。而当我们通过追踪模型分析科纳特时，发现他在无球数据上的评分远远高于其他球员，尤其是在事件数据方面的评分表现较差。科纳特的防守在莱比锡时面对的是极高的压力——他们采用的是一种非常高压的“自杀式”足球风格，这使得科纳特几乎每场比赛都要独自面对大量的进攻威胁。
事件数据模型可能会认为“科纳特的防守区域充满危险”，但是通过追踪模型，我们能够看到，尽管他的面前有诸多危险，科纳特通常是唯一能够站出来防守的球员。这种细节分析让我们对球员在比赛中的表现有了更全面的理解。追踪数据不仅揭示了球员的真实情况，也帮助我们发现哪些球员在关键时刻能够做出贡献。科纳特正是因为这种在关键时刻的表现，成为了我们签下的重要目标。
3. 数据驱动的决策在英超的普及度：
尽管我曾抱怨过英超在引入数据驱动决策方面的步伐太慢，但与全球其他联赛相比，英超的转型已经算是相对领先的了。尤其是西班牙，仍然保持着一种极为保守且传统的模式，甚至连目前一些英超顶级俱乐部也还没有完全适应数据化的转型。就像曼联，他们还没有完成这种转型，切尔西则不太愿意去接受这种方式，而目前正面临着由此带来的种种挑战。实际上，在我加入利物浦的初期，几乎只有利物浦在推动这种数据驱动的引援模式，虽然阿森纳也有在背后进行类似的尝试，但并未在短期内显现出明显的成效。
相比之下，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传统的教练主导型战术体系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这些球队仍然在欧洲赛场上表现得相当强劲，比赛的胜负几乎完全由战术决定。然而，这种模式成功的概率相对较低，因为它将所有责任都集中在教练身上——就像在转会过程中，你可以选择“请下一个瓜迪奥拉”，但成功的几率有多大呢？如果所有的转会决策都由教练来主导，尤其是考虑到他们每周都有两场比赛要带队，根本没有时间深入分析和判断球员，这也是为何有时转会失败的原因之一。
4. 主教练主导转会的逐渐消亡：
俱乐部老板往往会插手转会决策，常常会想，“如果我不能签下自己喜欢的球员，那为什么还要听取数据分析的建议呢？”这种思维方式在英格兰的俱乐部中似乎特别普遍，尤其是在过去，很多球队的转会决策都是由主教练独自主导。但这种情况正在慢慢消退，越来越多的俱乐部开始注重集体智慧，通过团队的努力来做出决策，而不是依赖单一的声音或个人观点。如今，英超俱乐部的转会策略更加理性，更多的人参与其中，数据分析与团队协作已经成为决定引援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
